爱走神儿

墙外

新整修的大门，曾经长期大敞四开。

西班牙风格的主楼，溥仪20年代避难所，76年震后几十户普通人家的居所。

依旧透亮的玻璃是百年前比利时生产，有雾的玻璃50年代国内出品。

回廊，还有哥哥。

水榭，溥杰喜欢在这里读书，震后居民的孩子们在这里玩水。

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婉容，与溥仪在静园有几年享乐的日子。

一墙之外，曾是溥仪的网球场。那天，居民养的小鸟，吱吱唧唧，好听地叫。

有天，无意中从朋友的沙发缝儿里抽到一本书，逃到阳台上歇息。看了几篇，当时想：一定也要买一本。

这薄薄的可以藏到沙发缝儿里的书，就是博尔赫斯的《私人藏书》，一札书评，每一篇都不长。这不是刚合上书还沉浸在情节故事里，或急于卖书的言论。这是一位吃了一辈子好东西的美食家，在回忆他一生的美食。当然不能开玩笑说是味蕾丧失之前的回忆，他已经快盲，不能再做这方面的比喻。

这时候，他已经不摸棱两可，径自说出自己的定论。他说卡夫卡是我们这个灾难频传的奇怪世纪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他用清澈的风格写污浊的梦魇；他还忍不住一脸坏笑地说王尔德的写作富有游戏性，他玩儿戏剧，玩儿小说，也玩儿自己的命运，明知会败诉还要打官司，但这家伙真有魅力，他的作品仍然年轻，就像写于今天早上；他赞许爱伦坡的话：恐怖源于心灵深处，但不忘揶揄他生性好斗并且神经过敏，也指出他的矛盾，崇尚浪漫派，又宣称写诗是智力活动，并非缪斯的赠与（当然，爱伦坡写得如此之苦）......

博尔赫斯自谦不是最好的作家，却是最好的读者。他对作者及其人物的理解，会让作者在书中找个角落与他握手的。他说，要求作者解释其作品的意义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解释可能正是作品所要寻找的；他谈到易卜生刻画的人物海达加布勒，这个人人觉得费解的人物，他说她之所以难以捉摸，是因为她是个真实人物，这就像每个人在别人眼里甚至在自己眼里都是个谜一样。当然，在他明晰敏锐的评论中，还可以感受到他对某些作品的感情，他提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一样，是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中年以后我们更倾向于阅读平和的作品。

他所说的书和作者，我只知道一小部分，这部分书评我读得很愉快，有同感，更有地方被他点通。我没读过的大部分书，书评也看得津津有味，但读过之后并不迫切地想去找来读。这是他有趣的玩笑和诡计吗？或许那些书，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些书评不过是博尔赫斯想象的书，他老人家觉得实在没必要吭哧吭哧地写它们了，不妨写篇书评就足够了。

若如此，多像我心中的博尔赫斯。这么想着，即使事实并不如此。然而，那就更像了。

没有了作与息，日与夜，和三个八小时。

没有近似的对折，三折。也没有重复和规律。时间像一条射线，由它而去。直到假期的终结，咔嚓一声剪断这个异常的波。体力，几乎到了射线的弩末。之前的规律，对那刻又是陌生。上班前夜，虽是夜，却是射线中没有睡意的一段，本应出去吃酒聊天，或在家看夜场电影。已不想离开床，也不想看电影。意志让人为上班做准备，于是既违背了放任又违背了规律。

也许，猫就是这样射线般地生活，只有闹春期是射线中的几个皱折。

如果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这样没有规律，没有重复回折，是否大家都是陌生人。没有来回，没有交情和记忆，也就没有深情和痛苦。那一定也会短寿。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情深，若无情，都厌倦多，离开早？

开始于顺义罗马湖，结束于工体木真了。户外，室内，卧房厨房，青鸟菩提，单向街，颐和园，航天部，笑容和眼泪，阳光和小雨，风吹和花香，美食和美酒，电影书籍和音乐，自行车小汽车步行，男人和女人。被动顺从地服从任何自然的意愿和没有计划的邀请，让心和意志躲到一边去休息。其它的，竟跟着我，几乎没有一个小时无事可做，恍若一山接一水，一水接一花，一花接一人......

开始，想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渐渐地，那个世界退下去了，只有自己。又不是自己，是河流般的片段，是思绪的拖来拽去，鼠标般一个个的点击。

远处，有跑车飞过地面的声音。谁的咳嗽声，那么轻，那么清。

四邻的窗户一定是黑了灯的，我的房间也没有开灯。因为无眠，不熄的意识，仿佛让房间亮起来。它脱离整栋楼，又整片楼，挂在房前树的梢头。

沉重的车声，又沉又缓，是蜈蚣般公共汽车。很多人还没有醒来，它没有忌讳地揉着眼，准备去运载早起的人。这个城市基础的运转，又惺忪又平常地开始了。那些轻灵，特殊的声音，不发声在一天的这个时候。

昨天去大剧院看了评剧《我那呼兰河》，女主角唱得好，至少前10排的观众被笼罩在她生理的气场里。不知道是我泪腺发达还是心里进了铁，几次都是情绪还没怎样，眼泪就被催落出来。她的声音，能高亢也能婉转，生理地憾人心脏，催人泪下。成语中这个“撼和催”说得真准确。并不是故事和唱词，不是先心灵的，是声音本身。他们的声音仿佛经过腹肌，胸腔，肺腑的步步为营。

很早看过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依稀感觉萧红写作时感情很矛盾。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有爱有恨有嘲笑讥讽甚至有厌恶。对麻木而又顽强地生生死死的人民，有厌恶中的敬佩。众人形象，更与江南阿Q的形象遥遥呼应，只是有中国南北方性格的不同。

舞台设计和音乐不错。演出结束后编剧出场，据介绍是个博士，他和主角一起请领导们上台的时候，让我心生偏见，觉他们讨好的态度，足以让他们离成就经典的性格差了一步。但转念又觉他们如此态度，正是想让权贵能扶植这个脆弱的剧种，也未可知。

以外行的无忌，感觉剧本和唱词有待进步。评剧〈花为媒〉里的人物，几句话就栩栩如声了：张五可的自夸，李玉蛾爹妈的对话，句句如刻刀，人物迅速雕塑出来，一下子在戏剧人物中有坐席可享。但这里的王婆还欠那么几刀，其实王婆的形象无比独特，是有机会被塑造成泼泼辣辣的地母和妈祖的，不能只靠演员的肉嗓卖艺。

萧红的文字里有叙述诗的感觉，王婆也完全有可能会跳大神儿，不知能否从神话这个角度想一想。

他们表达的是一个爱情故事，重点不在故事，而在爱情当中女性的情绪。

还有什么比舞蹈更能表达情绪的呢？！

比起艺术家，我觉得最关心女性情绪的大概是些医学家，他们努力发现她们反常情绪的身体源头。比如，歇斯底里（hysteria）就是个医学用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一名医生的著作中，是子宫的意思。当时认为歇斯底里与子宫有关，是一种妇女独有的小疾病，性的过度或性的压抑都可导致此症。女人的一切反应，真是离自己的身体没走多远。

女人在爱情当中的极端情绪表现，通常发生在比较隐秘的环境里。现实中不堪的情节，被舞蹈用肢体的美收拾得可以放到舞台上观看。朱丽亚比诺什，是个表达情绪的好手。她能在不同的情绪下，声音自然地变换；也可以把内在的颤栗，通向四肢。当她被悬置在空中很久以后，突然跌落在地上，那长时间身体筛糠般的颤抖，足以让人，心未动，泪已远。

一直很想看一个舞剧，是希腊神话《美狄亚》，想象她孤独地站在舞台上，控制不住的情绪一点点从体内向外散发，一点点把舞台变成热气腾腾的战场，等待着她曾经热爱的英雄，进入并且共同结束。恩，还有那京剧里的虞姬，一个人在寒冷的帐外，苦苦逡巡着寻思着如何告别她穷途末路的霸王。

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去动物园。

从去年开始，乐改变了线路，不是一进门就往右转，跑去看猴子、狮子、老虎、豹子、熊…而是选择了左路，从熊猫开始，然后鸭子天鹅鹭鸶、鸟、鹰、斑马……直到那条有着码头的河，岸边不远就是大象。

这条线路的风景，在春天尤其柔美摇曳：有嫩黄嫩绿的柳芽，在春风里摇摆；有游来游去的鸭子和天鹅，荡起静静的波纹；还有高耸的小叶杨，画在蓝色的天空里；在这样的路上，在不同性情的动物之间，那些桃花，樱花，玉兰花一路开放……

提前准备了面包，喂给天鹅和小鸭子，还有显然不属于动物园里的麻雀。没想到天鹅这么爱吃面包，它表面优雅地游动，可水下的脚却紧倒腾着。也不知道那些能飞得很高的水鸟会不会偶尔飞走？还有熊猫，原来是很古老的动物，凶猛食肉，经过多年的进化慢慢地适应了竹子。

第二天，在洒满阳光的窗台，小花盆里堆着厚厚的沙子，一个鸽子蛋被埋在里面，一个男孩在等着它的孵化。在某些焦虑的时刻，某些东西片刻地安慰了我，就像此刻，这个被好奇心带来的埋在沙子里的鸽子蛋，嘘～～请你安静下来，有个生命正在陌生地生长呢。

这个英语老师，喜欢用对话讲句型。

他让孩子们用：“Let’s do something, How about ……?”互相对话。

“Let’s  read English?"  , "How about sleeping?”

“Let’s cook?"  , "How about going for a walk?”

“Let’s  go out and swiming?"  , "How about taking on your coat?”

看看，用英语否定别人的建议，提出自己不挨着的想法，说得多客气。

常常觉美国人很会说话，从不吝啬赞美的形容词，也有些幽默感；演讲也是一套套的，排比句气贯如虹。这是否跟他们现成的语法有关？语言先性情一步让他们有了些东西？

前一段看美籍华人王晶导演的电影《千年敬祈》，讲的是一个退休的火箭专家，从北京赴美看望离婚的成年女儿。他心里担心着女儿，渴望帮助女儿把生活安顿下来，但除了给女儿做饭，其它的交流进行得极其艰难。父亲使用的语言，连问出女儿生活变化的来龙去脉都做不到；那些只言片语，那些埋在心里的情感，无从表达，一旦说出来的，又变了味道。父亲看到女儿跟她的俄罗斯情人眉飞色舞地讲电话，对自己与女儿的沟通更是伤感。女儿后来对父亲说：在原来那个语言里就没有表达情感的习惯,只好选择另一种语言。

《千年敬祈》是由小说改编，作者是李翊云，七几年生人，学生物工程，移居美国后才开始写小说。用汉语除了写作文,就没有过文学创作。英文小说一开始竟很受欢迎。在网上看了一两篇，都是很古典老实地讲普通人的故事。 她大概让外国人看到了不同于莫言，苏童等人笔下的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与生活，被人与哈金相提并论。她当然不愿承认电影里的那句“用中文无法表达情感”的话是自己的心声。这句情绪化的言语，太容易引起诟病。但我相信她在某时，一定强烈地脱口而出。

我想她要表达的是，在那种时代长大的人，那种语境下，表达真实情感的艰难。

《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

    刘  擎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至理名言。

　　“浪漫主义”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来形容政治运动，同样十分贴切。因为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而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蕴含了这双重意义，它是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时意味深长地指涉政治。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寻味。

　　当然，仅仅出于片名的“象征性暗示”就去执意探寻其政治含义，会有“过度阐释”之嫌。但原作者的一段告白明确无误地支持这种阐释。这部电影根据理查德·亚芝（Richard Yates）196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亚芝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吐露了他的政治意旨：这部小说“更多的是作为对1950年代美国生活的一种指控。因为在五十年代，整个国家存在着一种对遵从性（conformity）的普遍欲求，即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拼命依附于安稳与保障……这一切困扰着很多美国人，他们感到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和最勇敢的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而主人公爱普尔·惠勒（April Wheeler）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我用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要表明，1776年的革命之路已经在五十年代走入绝境”。或许，只有从“革命精神”之生死的角度来解读，才能领会作品的寓意。　　

　　在美国东部的小镇上，有一条名为“革命”的郊区小路。住在“革命路”上的惠勒（Wheeler）一家几乎是1950年代“美国梦”的缩影：丈夫弗兰克（Frank）在纽约一家大公司拥有稳定的工作，妻子爱普尔（April）做家庭主妇，照看两个孩子，时而参加业余戏剧演出。一家四口享受着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这个标准的幸福生活却潜伏着危机：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吞噬了夫妇间曾经的激情，而他们最初的钟情恰恰是发现彼此“与众不同的激情”。在妻子的动议下，丈夫应和着，两人筹划了一个家庭“革命”计划——抛弃眼前的一切，辞去工作，卖掉房子，全家到巴黎去，开始全新的生活！他们为这个计划激动，此后的日子浸润在梦想的光泽之中。同事和邻居在惊讶中赞叹他们的勇气，背地里却怀疑他们的冒险“太不现实”，而这种怀疑更像是在竭力回避触碰自己甘于平庸的懦弱。只有一个从精神病医院出来的疯子数学家由衷地为他们的巴黎革命计划叫好。然而，革命阵营不久就分裂了。丈夫是摇摆的机会主义者。在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来临之际，他退缩了，开始向他曾强烈抨击的现实妥协，并试图用各种托辞劝说妻子放弃革命——“巴黎”太过冒险，而且未见得比这里好多少。最终，“巴黎”成为妻子一个人的梦想，一个狂热革命者的孤独希望。夫妇之间开始争吵，面目狰狞、情绪癫狂。最后一个清晨平静得出奇，但这是绝望的预兆，而绝望正是死亡的前奏……

　　一场流血的夭折的革命，这是婚姻的悲剧，也象征着政治的悲剧。在影片中，“巴黎”正是浪漫主义革命的意象。的确，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巴黎更胜任这个象征符号了。这个浪漫之爱与激进政治的圣地，是激情与灵感的不竭源泉，是梦想者的精神故乡，是“生活在别处”的寄托。但同时，巴黎也可能是蛊惑人心的幻影，是“左翼幼稚病”的幻觉，是乌托邦引导的一场噩梦。一个人对于“巴黎”的态度就是其（对爱情与政治）立场的最终检验。导演门德斯（Sam Mendes）明确站在“巴黎”这一边。电影对女主人公爱普尔·惠勒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她反抗平庸的勇敢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散发着夺目的生命光彩，她的悲剧命运也令人动容叹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如何面对心中的“巴黎”？我们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里？　　

　　也许，悲剧并不是注定的。令人遐想的是故事的另一种可能走向：假如弗兰克·惠勒并没有得到那个晋升机会，或者，假如他面对“体制的诱惑”没有动摇，最终和妻子一起踏上奔赴巴黎的革命之路，那又会怎样？会终结于“王子和公主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吗？还是陷入“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局？

　　当时的主人公只有猜测。但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之路”会将他们带入1960年代的狂飙岁月。他们或许会在“五月风暴”中走上巴黎的街头，加入抗议示威的人流。或许，会像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的几个年轻人那样，“深度探索”生命的“诗意”，领略最为极端的感官体验。或者，如果有足够耐心，他们无需亲身前往巴黎，因为后来“巴黎”来到了美国，开启了世界性的激进运动。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会像是李安在电影《冰风暴》（The Ice Storm）中所描写的那对夫妇吗？或者别的什么？

　　无论电影有多少可能的结局，历史的发展却是：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退潮了，“巴黎”返乡了，失去了象征性的光环，蜕变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然后是保守主义的强劲回潮。放纵不羁的感情“回归家庭”，左翼革命再次落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宰制之中。如果惠勒夫妇生活在1990年代，那么导演门德斯的另一部作品——他的电影处女作《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或许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写照：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可能变得更为压抑、可怜、卑微而绝望。因为“巴黎”已经来过了，幻灭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绝境，而梦想仍然无处安放。

　　谁断送了革命？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戏梦”？我们就此可以“告别革命”而心静如水了吗？　　

　　爱情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并不是表面的。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出两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亲缘性：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就是在小说《革命之路》发表的那一年，马尔库塞为《爱欲与文明》写下“1961年标准版序言”。文章指出，他提出“非压抑性生存”这一概念，旨在表达一种向文明的“新阶段”过渡的可能，就是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但马尔库塞的理想并不是力比多的直接简单的释放，而是他所谓的“非压抑性升华”——“性冲动，在不失其爱欲能量时，将超越其直接的目标”，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爱欲化”。而在“1966年政治序言”中，他更为明确地呼吁“爱欲化”的政治斗争：“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文明对于爱欲的禁忌是弗洛伊德的论题，但在马尔库塞的批判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产生了“额外压抑”，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使现代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对于现代文明类似的思虑与忧患，在韦伯对现代性“铁笼”的论说中、在阿伦特对经济事务侵吞“政治行动”而出现的“社会”的反思中、在福柯对微观权力与技术治理的诊断中，都有所表述。问题是真实而深刻的，只是出路何在？却一直朦胧不明。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至理名言。那么，是否要打破枷锁走向革命？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状况，也取决于每个人对现状的阐释与判断。如果是两性关系问题，那至多是风花雪月的哀伤。但如果言及政治，那么会是攸关千万人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许多信誓旦旦的“思想创新”，可能是新希望，也可能是新梦幻。也许，永远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在平凡中眺望远方的巴黎，反观此刻的庸碌与乏味，在愤怒出离的冲动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与餐桌上的食品，并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后”的严峻问题。然而，第三条道路总是脆弱的，它要求审慎、耐心、智慧以及长程的视野。这在美学上毫无吸引力，既无风雅，也不够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责在于，这不只是美学趣味与心理气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的政治问题。因为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辞。

　　对于“爱欲”的言说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会饮篇》，其中苏格拉底转述狄欧蒂玛的说法，爱欲并不是欲求美，而是欲求在美的身体或灵魂中“生育繁衍”，由此凡人可以达到永恒与不朽，“爱欲是奔赴不朽”。然而，在《理想国》之中，苏格拉底也谈论过“爱欲的癫狂”——突破一切节制与审慎，奔赴不朽，导致暴政。“巴黎”永远是一个选项，无论在想象之中，还是在实践之中。如果拥抱“巴黎”的生活是不可存活的，那么没有“巴黎”的世界则是毫无生机而不可承受的。我们永远会处在“安顿”与“出走”的紧张之中。这不是因为我们保守或激进，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这是我们存在的地平线。于是，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里？又何以前往？这是极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只是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他们跟着母亲，在黑夜里走了很久，来到外婆家。
这个外婆家，不是经过一个暑假，就留下一生美好回忆的地方。外婆和母亲的短暂对话，在暗夜中，森白地露出骨肉亲情早就撕裂得只有血缘这一线相连了。
战争，让母亲流泪而去。留下床单，白衬衣和光亮的鞋子。这些透露安逸生活的用品，让外婆狂笑。世界早已抛弃了她，既然活了下来，她对这个世界的规则，包括女儿的隔阂，时常抱以能流出眼泪的狂笑。

双胞胎兄弟留下来，几个回合，就通知了他们这将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如果乖乖的，食物和床，还有亲情，可不是天经地意。

一夜之间，他们想通了。童年不再是洁白的纸。即便是纸，也是黑灰色的，需要写上反白的字。他们买来了大笔记本，写日记，也写人生。他们开始练习该与这个世界如何玩，才能生存下去。

比如，注定会挨打，挨打会痛，那练习一下丧失痛的能力如何？他们彼此暴打对方，终于让疼痛仿佛发生在别人身上。

又比如，有些话会让人内心痛楚，有些话会甜蜜得感动，那就练习向对方说最恶毒和最温柔的话，让语言完全丧失意义。
 

他们一点点练习，一点点形成新的与世界相处的自我系统。

至此，他们所谓的善，经过练习，并未丧失，深藏在心灵中，时而脉动。他们在弱女受欺的时候，用武力和敲诈来警告。在占领军军官对他们性侵犯的时候，不让朋友多管，因为内里自有他们曲折的得到和付出。他们在变，还没有完全超戒，到达另一个系统。他们不是“恶”童，是逆来强受的孩子。

好吧，事情不会停在那里。他们的母亲回来了，但迅速地被炸死。然后他们的父亲也来了。他企图冒险越过占领军的警戒线，那是摆脱战争和苦难的地方。他们冷静地照料父亲，很有办法地搞到少有的美食和某些稀有的享受。平静真实地告诉他出逃的危险和几率。尽职地像对一个花钱雇他们帮忙的人。在他们微妙的鼓励下，父亲自己决定，走上了概率中倒霉的死亡之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排雷，让他们其中的一个，获得了概率中的幸运，逃往他们认为安全和自由的地方。
父亲被炸飞的一刻，他们的练习终于真的落实，冲过了练习的警戒线。原本的逆来强受，已经超越，一套新的自我生存系统，完整地形成了，可以主动作为了。

他们是双胞胎，互相鼓励，互相照应，像一个人和自己的内心力量。最后，他们一个冲过去，一个留下来，又像一个人和自己的过去。

这样想的时候，几乎在为下一次，他们面对所谓的爱和甜蜜，所谓正常生活的时候担心了。那时候，他们大概又将面对一次自我系统的生死。

普通人，去除那些得天独厚的，即使没有他们经历的残酷，能活过中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大笔记本吧。那上面有过多少次生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