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走神儿

这个英语老师，喜欢用对话讲句型。

他让孩子们用：“Let’s do something, How about ……?”互相对话。

“Let’s  read English?"  , "How about sleeping?”

“Let’s cook?"  , "How about going for a walk?”

“Let’s  go out and swiming?"  , "How about taking on your coat?”

看看，用英语否定别人的建议，提出自己不挨着的想法，说得多客气。

常常觉美国人很会说话，从不吝啬赞美的形容词，也有些幽默感；演讲也是一套套的，排比句气贯如虹。这是否跟他们现成的语法有关？语言先性情一步让他们有了些东西？

前一段看美籍华人王晶导演的电影《千年敬祈》，讲的是一个退休的火箭专家，从北京赴美看望离婚的成年女儿。他心里担心着女儿，渴望帮助女儿把生活安顿下来，但除了给女儿做饭，其它的交流进行得极其艰难。父亲使用的语言，连问出女儿生活变化的来龙去脉都做不到；那些只言片语，那些埋在心里的情感，无从表达，一旦说出来的，又变了味道。父亲看到女儿跟她的俄罗斯情人眉飞色舞地讲电话，对自己与女儿的沟通更是伤感。女儿后来对父亲说：在原来那个语言里就没有表达情感的习惯,只好选择另一种语言。

《千年敬祈》是由小说改编，作者是李翊云，七几年生人，学生物工程，移居美国后才开始写小说。用汉语除了写作文,就没有过文学创作。英文小说一开始竟很受欢迎。在网上看了一两篇，都是很古典老实地讲普通人的故事。 她大概让外国人看到了不同于莫言，苏童等人笔下的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与生活，被人与哈金相提并论。她当然不愿承认电影里的那句“用中文无法表达情感”的话是自己的心声。这句情绪化的言语，太容易引起诟病。但我相信她在某时，一定强烈地脱口而出。

我想她要表达的是，在那种时代长大的人，那种语境下，表达真实情感的艰难。

《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

    刘  擎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至理名言。

　　“浪漫主义”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来形容政治运动，同样十分贴切。因为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而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蕴含了这双重意义，它是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时意味深长地指涉政治。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寻味。

　　当然，仅仅出于片名的“象征性暗示”就去执意探寻其政治含义，会有“过度阐释”之嫌。但原作者的一段告白明确无误地支持这种阐释。这部电影根据理查德·亚芝（Richard Yates）196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亚芝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吐露了他的政治意旨：这部小说“更多的是作为对1950年代美国生活的一种指控。因为在五十年代，整个国家存在着一种对遵从性（conformity）的普遍欲求，即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拼命依附于安稳与保障……这一切困扰着很多美国人，他们感到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和最勇敢的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而主人公爱普尔·惠勒（April Wheeler）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我用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要表明，1776年的革命之路已经在五十年代走入绝境”。或许，只有从“革命精神”之生死的角度来解读，才能领会作品的寓意。　　

　　在美国东部的小镇上，有一条名为“革命”的郊区小路。住在“革命路”上的惠勒（Wheeler）一家几乎是1950年代“美国梦”的缩影：丈夫弗兰克（Frank）在纽约一家大公司拥有稳定的工作，妻子爱普尔（April）做家庭主妇，照看两个孩子，时而参加业余戏剧演出。一家四口享受着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这个标准的幸福生活却潜伏着危机：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吞噬了夫妇间曾经的激情，而他们最初的钟情恰恰是发现彼此“与众不同的激情”。在妻子的动议下，丈夫应和着，两人筹划了一个家庭“革命”计划——抛弃眼前的一切，辞去工作，卖掉房子，全家到巴黎去，开始全新的生活！他们为这个计划激动，此后的日子浸润在梦想的光泽之中。同事和邻居在惊讶中赞叹他们的勇气，背地里却怀疑他们的冒险“太不现实”，而这种怀疑更像是在竭力回避触碰自己甘于平庸的懦弱。只有一个从精神病医院出来的疯子数学家由衷地为他们的巴黎革命计划叫好。然而，革命阵营不久就分裂了。丈夫是摇摆的机会主义者。在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来临之际，他退缩了，开始向他曾强烈抨击的现实妥协，并试图用各种托辞劝说妻子放弃革命——“巴黎”太过冒险，而且未见得比这里好多少。最终，“巴黎”成为妻子一个人的梦想，一个狂热革命者的孤独希望。夫妇之间开始争吵，面目狰狞、情绪癫狂。最后一个清晨平静得出奇，但这是绝望的预兆，而绝望正是死亡的前奏……

　　一场流血的夭折的革命，这是婚姻的悲剧，也象征着政治的悲剧。在影片中，“巴黎”正是浪漫主义革命的意象。的确，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巴黎更胜任这个象征符号了。这个浪漫之爱与激进政治的圣地，是激情与灵感的不竭源泉，是梦想者的精神故乡，是“生活在别处”的寄托。但同时，巴黎也可能是蛊惑人心的幻影，是“左翼幼稚病”的幻觉，是乌托邦引导的一场噩梦。一个人对于“巴黎”的态度就是其（对爱情与政治）立场的最终检验。导演门德斯（Sam Mendes）明确站在“巴黎”这一边。电影对女主人公爱普尔·惠勒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她反抗平庸的勇敢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散发着夺目的生命光彩，她的悲剧命运也令人动容叹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如何面对心中的“巴黎”？我们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里？　　

　　也许，悲剧并不是注定的。令人遐想的是故事的另一种可能走向：假如弗兰克·惠勒并没有得到那个晋升机会，或者，假如他面对“体制的诱惑”没有动摇，最终和妻子一起踏上奔赴巴黎的革命之路，那又会怎样？会终结于“王子和公主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吗？还是陷入“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局？

　　当时的主人公只有猜测。但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之路”会将他们带入1960年代的狂飙岁月。他们或许会在“五月风暴”中走上巴黎的街头，加入抗议示威的人流。或许，会像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的几个年轻人那样，“深度探索”生命的“诗意”，领略最为极端的感官体验。或者，如果有足够耐心，他们无需亲身前往巴黎，因为后来“巴黎”来到了美国，开启了世界性的激进运动。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会像是李安在电影《冰风暴》（The Ice Storm）中所描写的那对夫妇吗？或者别的什么？

　　无论电影有多少可能的结局，历史的发展却是：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退潮了，“巴黎”返乡了，失去了象征性的光环，蜕变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然后是保守主义的强劲回潮。放纵不羁的感情“回归家庭”，左翼革命再次落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宰制之中。如果惠勒夫妇生活在1990年代，那么导演门德斯的另一部作品——他的电影处女作《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或许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写照：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可能变得更为压抑、可怜、卑微而绝望。因为“巴黎”已经来过了，幻灭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绝境，而梦想仍然无处安放。

　　谁断送了革命？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戏梦”？我们就此可以“告别革命”而心静如水了吗？　　

　　爱情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并不是表面的。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出两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亲缘性：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就是在小说《革命之路》发表的那一年，马尔库塞为《爱欲与文明》写下“1961年标准版序言”。文章指出，他提出“非压抑性生存”这一概念，旨在表达一种向文明的“新阶段”过渡的可能，就是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但马尔库塞的理想并不是力比多的直接简单的释放，而是他所谓的“非压抑性升华”——“性冲动，在不失其爱欲能量时，将超越其直接的目标”，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爱欲化”。而在“1966年政治序言”中，他更为明确地呼吁“爱欲化”的政治斗争：“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文明对于爱欲的禁忌是弗洛伊德的论题，但在马尔库塞的批判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产生了“额外压抑”，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使现代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对于现代文明类似的思虑与忧患，在韦伯对现代性“铁笼”的论说中、在阿伦特对经济事务侵吞“政治行动”而出现的“社会”的反思中、在福柯对微观权力与技术治理的诊断中，都有所表述。问题是真实而深刻的，只是出路何在？却一直朦胧不明。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至理名言。那么，是否要打破枷锁走向革命？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状况，也取决于每个人对现状的阐释与判断。如果是两性关系问题，那至多是风花雪月的哀伤。但如果言及政治，那么会是攸关千万人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许多信誓旦旦的“思想创新”，可能是新希望，也可能是新梦幻。也许，永远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在平凡中眺望远方的巴黎，反观此刻的庸碌与乏味，在愤怒出离的冲动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与餐桌上的食品，并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后”的严峻问题。然而，第三条道路总是脆弱的，它要求审慎、耐心、智慧以及长程的视野。这在美学上毫无吸引力，既无风雅，也不够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责在于，这不只是美学趣味与心理气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的政治问题。因为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辞。

　　对于“爱欲”的言说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会饮篇》，其中苏格拉底转述狄欧蒂玛的说法，爱欲并不是欲求美，而是欲求在美的身体或灵魂中“生育繁衍”，由此凡人可以达到永恒与不朽，“爱欲是奔赴不朽”。然而，在《理想国》之中，苏格拉底也谈论过“爱欲的癫狂”——突破一切节制与审慎，奔赴不朽，导致暴政。“巴黎”永远是一个选项，无论在想象之中，还是在实践之中。如果拥抱“巴黎”的生活是不可存活的，那么没有“巴黎”的世界则是毫无生机而不可承受的。我们永远会处在“安顿”与“出走”的紧张之中。这不是因为我们保守或激进，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这是我们存在的地平线。于是，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里？又何以前往？这是极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只是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他们跟着母亲，在黑夜里走了很久，来到外婆家。
这个外婆家，不是经过一个暑假，就留下一生美好回忆的地方。外婆和母亲的短暂对话，在暗夜中，森白地露出骨肉亲情早就撕裂得只有血缘这一线相连了。
战争，让母亲流泪而去。留下床单，白衬衣和光亮的鞋子。这些透露安逸生活的用品，让外婆狂笑。世界早已抛弃了她，既然活了下来，她对这个世界的规则，包括女儿的隔阂，时常抱以能流出眼泪的狂笑。

双胞胎兄弟留下来，几个回合，就通知了他们这将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如果乖乖的，食物和床，还有亲情，可不是天经地意。

一夜之间，他们想通了。童年不再是洁白的纸。即便是纸，也是黑灰色的，需要写上反白的字。他们买来了大笔记本，写日记，也写人生。他们开始练习该与这个世界如何玩，才能生存下去。

比如，注定会挨打，挨打会痛，那练习一下丧失痛的能力如何？他们彼此暴打对方，终于让疼痛仿佛发生在别人身上。

又比如，有些话会让人内心痛楚，有些话会甜蜜得感动，那就练习向对方说最恶毒和最温柔的话，让语言完全丧失意义。
 

他们一点点练习，一点点形成新的与世界相处的自我系统。

至此，他们所谓的善，经过练习，并未丧失，深藏在心灵中，时而脉动。他们在弱女受欺的时候，用武力和敲诈来警告。在占领军军官对他们性侵犯的时候，不让朋友多管，因为内里自有他们曲折的得到和付出。他们在变，还没有完全超戒，到达另一个系统。他们不是“恶”童，是逆来强受的孩子。

好吧，事情不会停在那里。他们的母亲回来了，但迅速地被炸死。然后他们的父亲也来了。他企图冒险越过占领军的警戒线，那是摆脱战争和苦难的地方。他们冷静地照料父亲，很有办法地搞到少有的美食和某些稀有的享受。平静真实地告诉他出逃的危险和几率。尽职地像对一个花钱雇他们帮忙的人。在他们微妙的鼓励下，父亲自己决定，走上了概率中倒霉的死亡之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排雷，让他们其中的一个，获得了概率中的幸运，逃往他们认为安全和自由的地方。
父亲被炸飞的一刻，他们的练习终于真的落实，冲过了练习的警戒线。原本的逆来强受，已经超越，一套新的自我生存系统，完整地形成了，可以主动作为了。

他们是双胞胎，互相鼓励，互相照应，像一个人和自己的内心力量。最后，他们一个冲过去，一个留下来，又像一个人和自己的过去。

这样想的时候，几乎在为下一次，他们面对所谓的爱和甜蜜，所谓正常生活的时候担心了。那时候，他们大概又将面对一次自我系统的生死。

普通人，去除那些得天独厚的，即使没有他们经历的残酷，能活过中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大笔记本吧。那上面有过多少次生死呢。

早上醒来，想起那个手里拿着布娃娃，兜里有一两个糖块儿，

在贵阳山间独自游荡，自在愉快的小女孩。

(798看到的照片，忘记是谁拍摄）

 能读到《她们》，需要穿越些障碍。

封面和腰封的文字，容易让人以为是上海的华丽脂粉梦。但只要你翻开第一页，一股原始残酷的气息就慢慢地在书页间吹拂起来。即使有些温暖情感，也在无意识的本能中迅速受创，或者纯属偶然地生，偶然地结果不明。

然而，讲得并不是奇事。不是作者下决心为了残酷而残酷，不是所谓底层那么简单。故事从1989年的上海说起，从一个叫乐慧的女孩子开始，逐渐引出串串相连的人物，时间往前波及到50年代，往后叙述至今。虽然每个故事都是以女性人物名字为标题，点题为“她们”，但里面涉及到的男性人物的份量并不轻弱。说是发生在上海，但情节发生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足为奇。

这是一本不算薄的书，但几乎从傍晚到凌晨一口气就看完了。文字细腻，严谨，但直白，没有一些女作家湿乎乎的溺情。有人说她的结构是复调或者织物，我看的时候，更感觉作者像一个认真,同时将同情埋在心底的防疫人员，到一个瘟疫蔓延的丛林去做的详细调查文本（如果她写得更客观些）：每个人的状况，接触源，又接触了谁，谁又怎么样了，而这个谁又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的所谓瘟疫，是苦难。那些苦难基本上是由金钱和性引起。这真的发生在20-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这改革的30年？那种侵占抢夺完全是接近原始的，文明就地蒸发，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男人几乎没有传统以及道德的一点馈赠，完全凭借本能在食物和性的丛林中相逢较量然后结果。并不是没有温暖的光，乐慧和毛头的情感，在金钱和性之外依然有浓厚的一团东西，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只能静凭一件件事情将他们的关系毁灭而咎由自取。

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厄普代克曾经疑惑为什么中国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命运不是靠人物性格推进，更多的是靠情节，我想这不是写法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问题。决定命运哪里由得了人？像中国画，人小小地在天地景物里，目光游离随遇而安？

这个故事里，决定命运的还是历史和情节，每一段苦难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被人结束，也没有被人极端爆发得变异，都是自然使然，合乎“情理”，苦难蔓延中有毒性衰减或者突然迅猛，却没有控制的力量。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两个问题，在情欲事件中男女不同的命运，以及苦难和残酷确不是一回事。

记得合上书那一刻，让人想哭，却无泪。喝杯东西，听段音乐，是非常需要的。

不是肉丝，不是肉丁和肉片，是大块的肉，在油里煎着，发出滋滋的声音。那一刻，不由地感叹：真是在为一个食肉类小动物做饭呀。虽然他经常是温顺的。这一顿晚餐还有腊八粥，蒸芋头，虾仁西兰花，香干小芹菜。父亲准备着碗筷，他将绕过肉类，只对餐桌上的五谷，蔬菜食之甘饴。我做好了饭，离开厨房，在卫生间洗了手，闻到头发浓重的油味儿，点了根儿烟。

看了电影，把老人小孩送回家，和Z跑去喝酒。有点累，有点困，有点懈怠，多喝了点酒，窝在沙发上小迷。一个凶猛的病毒，刚生成，正欲生长壮大，攫住这个心不在焉神游在现实之外的妇人，一点点熟悉，感染。妇人回，本就不知不觉连同它一起带回家。一夜的奇袭，妇人已经变成了一个39度的战场。持续的高烧，消耗大量的能量，妊娠般饿，吃了东西很快又饿。一场热带雨林般地热汗过去，是清凉的休战间歇，然后温度又开始攀升，滚烫疼痛的战场又开始了病毒的功战。意识开始开小差，到了夜里醒来有些奇怪的思维，比如生命的时间可以用钩针挑出，想过哪天就挑出哪天，然后意识又说，这是发烧发糊涂了，然后和某人讨论挑出哪一天去过。有很多天的设计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那一定是未来的日子。清晨总是清凉，现实回归到身体，现实的意识也同时回归，厌恶疾病，厌恶病人，真切的情绪开始败坏病人应有的木然，病痛无力的感觉让这个极端情绪化的人不想活。然后高烧又开始，但已经没有前一天的热度，身体也熟悉了入侵的病毒，开始以最小伤害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这个外侵。病毒没有成功入侵到内脏，否则高烧还要持续，但身体耗费了许多，而且还有很多小的战场需要打扫，然后，才是恢复。

有天，看让勒克莱齐奥《乌拉尼亚》，看着看着就想起了沈从文。在网上找来《湘女萧萧》，午饭后若不忙，便看上一篇或半篇。看完，仿从安逸的小午觉中醒来。

让勒克莱齐奥和沈从文分别构建了自己的乌托邦。乌拉尼亚比较西式，处处有着与现行体制的反抗，虽然里面蕴涵些自然神意，但更多是人创造的乌托邦；沈从文的湘，整个是个乌托邦，人是乌托邦中无知无觉自然存在的成员，与树木溪水磨房并无两样，她（他）们或聪明，或娇巧，或懵懂，……都在一个伦常中，然后靠着一个自己性情里来的，或者伦常里来的简单宏大的道理，自然地活着或死去。即使局部有所违背，也在一个更大更苍茫的天地物人伦常里面。乌拉尼亚里面的人，是知道自己所在的；沈从文里面的人，没想过自己在哪儿。

对某些人来说，梦想过的乌托邦，都曾经是个无比真实的世界。

今天看了《月下小景》，一个春天和冬天的风景叠叠重重的梦。有着民国期间的半中半西味道，讲的是一对少男少女因爱赴死的故事，湘西的罗密欧朱丽叶。

最喜欢的，还是前几天看的《萧萧》《三三》《丈夫》。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39288

上周四去国家大剧院看玛莎葛雷姆的舞剧。因为长安街不能停车，就从大剧院的南门下了，走去北门。大剧院很大，从外围绕场半周，算得上一段小小的散步了。“巨蛋”周围，水在黑夜里荡漾，让风有了点湿润。一对老年夫妇，牵着狗从身边甩着手锻炼着小颠过去。

大剧院真的很大，进门需要安检，相机需要暂存，我前面一个人还存了几瓶五粮液。我们说，真的很像去坐飞机，去另一个地方。

看玛莎葛雷姆的舞蹈，算是慕名。前两年，有个朋友狂热地想拍舞蹈，拉着我讨论，我就顺便看了她的一些资料，看到她演的美狄亚，看得心怦怦直跳。

玛莎葛雷姆把一生都献给了舞蹈。她很长寿，生于1894年，死于1991年，父亲是精神病医生，母亲是天主教徒。她的舞蹈极端看重人的内心感受，在她的希腊神话悲剧中，她用身体来表达人物的内在情绪：紧张的肌体，沉重的呼吸，脚重重落地，没有了她前辈舞蹈者的轻盈和优美。有人说她的舞蹈是心理舞蹈。

在她艺术最成熟的年代，她被人与毕加索、乔伊斯、爱因斯坦、斯特拉文斯基相提并论，大概他们是分别用不同工具开创了各行各业现代性的先锋人物。她的工具是身体，而她也被称为发现身体原点的人，现代舞蹈的奠基者之一。。

我们看的是《神话寓言》，没有期待中的震撼。也许她所革命和体现的，早被接受和演绎，我们相隔60年再来看她身后舞蹈团的演出时，就没有那么大的触动了，现在可能要看活着的皮娜鲍什才够劲。现场印象深刻的是服装和道具，有种加剧的禅意。同时，在她的舞蹈中也能看到当时比较兴盛的思潮，比如弗洛伊德。

演出后，舞蹈团邀请大家留下来讨论。我们马上就走了。我想若是每个市区都有不少小剧场，像开超市那样开剧场，大家可以饭后出来听听戏，看看演出，然后一起聊聊天，起起哄，似乎也是一种公共生活。那，大概就是想象中的联邦市民生活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8OqS7glxk&NR=1